杨丽娟现在怎么样了？曾追刘德华十年导致父亲

杨丽娟，甘肃兰州人，从16岁开始痴迷香港歌手刘德华，此后辍学开始追星。

　　杨丽娟最终拒绝了我的深度采访，但默许我将她这几天的经历发表成文字。我尊重她的意愿。

　　很多人应该记得杨丽娟和她的父亲杨勤冀。10年前的3月26日，因为女儿杨丽娟没能单独见上刘德华，杨勤冀在香港投海自尽。此前为了助女追星，这位父亲卖房、举债，甚至企图卖肾。

　　这场悲剧为杨丽娟打下一个几乎不可能磨灭的烙印——她成了那个为了追星，害死父亲的人。

　　时隔多年，每每诞生新的狂热粉丝，杨丽娟这个名字总会出现，被人拿出来比较一番。她曾经上过两回电视，以脱胎换骨的励志姿态劝解人们，要理智追星。但在网络舆论中，她依然摆脱不了疯狂、偏执的标签。

　　杨丽娟的人物形象一直模糊，她的精神世界始终是谜。直到我见到杨丽娟，在几十个小时里，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她：有善良、纠结，有热忱、胆怯，也有醒悟和执拗。

　　可以肯定的是，这十年绝非易事。她和母亲搬了许多次家，也曾捱过“一天崩溃数次”的日子。所幸，她没有放弃找回生活的能力和尊严。

　　教会是她获取精神抚慰的途径之一。现在的她能够拥有口中所说的“喜乐”，也能笑——我曾看过她在教会活动时被拍下的一些照片，照片里的她咧嘴而笑，与身边人互动得自然、活泼。

　　我们记录杨丽娟当下的片刻，是想关注生命个体在经历混沌和意外之后，如何救赎自我，以及仍然面临哪些困境。

　　在兰州的一处基督教堂，我找到了杨丽娟。

　　她现在是教堂唱诗班的一员，因为每次训练总是准时认真，她被指派担任女声低音部部长。

　　大约几年前，她经人介绍到唱诗班。教堂的负责人很照顾她，不仅耐心教她识谱，还为她在教堂安排了一间宿舍，每月为她提供300元补贴。

　　见到她的那天，唱诗班正在排练，宽阔的教室里陈列两架钢琴，几十个成员分三排列坐，杨丽娟坐在第一排中间。尽管已是中年，她皮肤依旧白皙，看上去还像个少女。她比从前瘦一些，眼神更灵动——我在过去所有视频中看到的她，眼神总是有些许迷离，不会与身旁的人有过多的眼神交流，仿佛蒙住了一层纱，纱的背后是她自己的世界。

　　她有时低头认真地读谱，有时又会抬头对站在最前面指挥的班长微笑。

　　班长是个看上去50岁出头的女人，待人亲切。唱诗班的氛围温馨，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微笑。唱诗班的成员都知道杨丽娟的过往，但从不过问。他们常常以自身经历劝解他人，但杨丽娟从不这么做，父亲与她的追星往事，是她的世界中不可触碰的隐秘地带。

　　在杨丽娟的少女时代，某一天她早晨醒来，对父亲描述自己做了一个梦：墙壁上有张画，画像上的人头两边写着“你特别走近我，你与我真情相遇”。父亲听后表示，他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据杨丽娟的说法，后来经同学介绍，她才知自己一直以来“梦到”的人，就是刘德华。

　　从这个梦出发，杨家人开始了漫长的追星之路。他们执著地相信：杨丽娟与刘德华一定有着某种缘分，只要刘德华见到杨丽娟，某种感应必将发生，杨家的命运会就此改变。

　　2007年3月26日凌晨，兰州男人杨勤冀因女儿杨丽娟未能单独与刘德华见面，留下早已准备好的7页遗书，跳海自尽。此后，杨丽娟淡出公众视野多年，再次出现时，她登上一档电视节目，声泪俱下地表示“对当年的事很后悔”。

　　伴奏师将钢琴盖合上，人群四散开来。3小时的排练结束，杨丽娟与身边人说笑着道别，提起包正要走，我向她走过去说明来意，她报我以笑容，但迅速将我带离教堂。

　　“不断有记者找我，最近就有好几个，但我已经决定，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了。”她的话语填满礼貌用词，眼神坚定，时刻不忘“感谢上帝”。

　　她谢绝了我的跟随，跳上一辆公交车。

　　再次在教堂见到我时，她有些惊喜，自从信教，她提醒自己友善地对待身边所有人。对于我对她的关注，她表示感激。

　　礼拜结束后，她默许了我的跟随。这几日，她正忙着找工作。

　　几天前，雇佣她的厂家临时通知她，销量上不去，不再需要导购了。她被辞退了。

　　她苦撑了几日，终于在之后的一个下午爆发出泪水，“说辞就辞了，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有给我。我好歹也干了大半年”。

　　在兰州一家大型超市门口，杨丽娟拉我停住脚步，请求我和她一起祷告。她一天要祷告多次，深信所有的顺境皆是上帝所赐，她必须虔诚、忠心。她在祷告中自称“孩子”：

　　“前几天，厂家突然通知孩子，因为销量上不去，他们就裁撤了导购员的职位，虽然孩子很努力认真工作，他们也都知道，但还是没办法……”

　　3年前，杨丽娟开始在一些商场、超市做导购员，但不稳定，每隔几个月就得换一个东家。理由多种多样——短期促销项目结束了，员工已经饱和了，销量上不去，岗位被裁撤了，等等。

　　半年前，她来到这家大型超市，为某品牌的厂家推销牙膏。工作乏善可陈，不过周遭的促销员大姐为人友善、热情，让她感到轻松。进出商场，杨丽娟热情地与每一个人打招呼，她并不认识他们，但脸上仍挂着笑容，问声“你好”。

　　这回，她想要一份“稳定点”的工作，但要求也颇多：要离教堂近，教堂的工作是第一位的，每周3天，会准时出现在唱诗班的排练室，结束后赶去上班，有时去晚了，她便不吃午餐，以弥补迟到的工作时间；不能太辛苦，超市的店员倒是稳定，但负责上货太累，杨丽娟捏了捏自己的胳膊，“我这么瘦小，肯定吃不消” ；基本工资不能太低，要确保销量。

　　她清楚自己的要求，但并不清楚如何实现它们。起初，她像无头苍蝇一样在商场到处找人打听，哪里需要招人，却又怕自己找错了人。

　　在商场的人事部，职员递给她一份表格，每填一栏，她都得停下思考许久。她不知道学历一栏该填什么，“初中辍学”，觉得这学历太丢人，最好不填。她也不知道工作经历该怎么填，说不上过去一些工作受雇于哪家公司。她不明白“政治面貌”是什么意思，也不懂“紧急联系人”应该填谁。

　　填罢，职员让她回去等消息。下楼后，她便开始自言自语，“我们是不是不该来这里？会不会不太好？我要告诉别人我来过人事部吗？”

　　为了缓解这两日找工作的焦虑，杨丽娟邀请我和她一起逛商场。

　　春天来了，她需要买一双站着不累的单鞋。她偏爱高跟鞋，因为自己“个子太矮”。她脚上那双黑色高帮皮鞋有足足4cm的防水台，因为穿太久已经布满褶皱。鞋子是几年前商场打折时买下的，300多元，但超市的活计需要一天站满8小时，站久了脚疼。

　　她常常去商场逛街，但通常只试不买。大多数时候像今天一样，是为了“先看好要买哪件，等经济许可时跑来直接买下”。

　　杨丽娟每月的工资大约2000元，在兰州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在我和她的5次见面中，她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一件豹纹羽绒夹袄，袖口的花纹几乎磨没了，下半身着黑色裤袜和及膝的黑裙。她的冬衣外套只有两件，另一件是去年商场打折时买下的淡蓝色羽绒服，但因为浅色易脏，平日工作总舍不得穿。

　　她一直是个爱美的姑娘。一头及腰长发打理得很勤，总是一尘不染；路过镜子总要照一照，看到漂亮衣服便挪不开眼，也会好奇地问我，怎么化妆会更好看。

　　父亲在世时极其宠溺她，尽管家境普通，总尽力满足她所有的需求。一位记者从杨勤冀的同事口中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回女儿想喝红牛饮料，父亲手中又实在没钱，于是他便跑去商场偷，并被当场发现。

　　父亲死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度跌至冰点。母亲没有工作，母女俩每月靠领取低保度日。

　　即使现在，对于每一项支出，杨丽娟还是需要精打细算。她轻车熟路地带我来到一个柜台，称“这个牌子不贵，质量还挺好”。她看上了一双灰色皮鞋，鞋面简约，侧边有一个金属扣环装饰。试穿时，她脱下鞋子，露出一双破了洞的棉袜，立刻不好意思地用手遮住。

　　教会的人曾见她衣衫实在寒酸，主动拿来自己的一些衣物，要她好好打扮。她称自己“能在这样的生活中获得喜乐”。

　　最终，杨丽娟还是什么都没有买，这并不影响她逛街的愉悦心情，她笑眯眯地说：“能看看也很开心啊。”

　　几天过去了，工作仍没有着落。杨丽娟总是捂着胸口说，“这几天因为工作的事，我身体不太舒服，烦得很”。

　　一家公益组织西北地区负责人曾主动联系杨丽娟，愿意为她提供一份带薪志愿者的工作，转正后每月薪水3000元，比她上一份工作多1000元。她很是心动，可犹豫不决。

　　这份工作需要掌握基本的打字、搜索和word操作技能，这几乎吓退了杨丽娟。她没有电脑，也不会使用。她现在用的手机还是三星最原始的一款智能机，除了偶尔上微信与教会的人联系活动时间，从不上网。

　　一个午后，杨丽娟站在广场上喂鸽子，皱着眉，思虑重重的样子。那位负责人打来电话，与她商量见面的时间地点，前者是名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兰州人，听闻杨丽娟的故事，十分同情，希望能帮助老乡过上更好的生活。

　　杨丽娟将电话的听筒放在腮边，总说听不清。在我接过电话与对方沟通时，她面色严肃，头也不回地向前走了。

　　等我追上她，她已经作出决定，“还是算了吧，我不接受那份工作了”。

　　无论我如何劝说，她都没有改变主意。这可能与1小时前在餐厅的情绪失控有关。

　　这天中午，我与她在一处餐厅午餐，本平常地说着话，她突然变了脸色，露出凛冽的眼神，不由分说地起身要走。我云里雾里，试图阻拦，更加剧了她的愤怒。

　　出了餐厅，她的下眼睑在抖动。平静下来之后她终于向我坦承，在餐厅时，她感到对桌的男人“可能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不停地打量她。不仅如此，她还“察觉到”周边的服务员也凑在不远处，“竖起耳朵”听我们的谈话。

　　那样的氛围让她莫名地心慌与烦躁，也让她想起了过去。

　　最早，她常在街上被人认出。指责、嘲笑甚至侮辱，会直接蹿入她的耳朵。这些令她出现神经衰弱的症状：失眠、紧张、心悸、焦虑。

　　她没有仔细描述自己如何克服这样的心魔。在当年她和父母接二连三地做出匪夷所思的举动时，早有心理学专家指出，杨家人需要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和治疗。她没有告诉我是否看过心理医生，认为自己现在“挺好”，只要“能有平静的生活”，“一切都还过得去”。

　　她最终以“无法确定她是否是真心帮助我”为由，拒绝了和那位公益组织负责人的见面，辅助理由还有许多：工作地离教堂太远了，不确定自己的能力是否胜任，已经错过了任意尝试的年纪——今年她40岁了，孑然一身，又深感资质平庸，她无辜又真诚地望着我：“我已经不像你们了，在我这个年龄，做出一个改变的决定太艰难了。我不知道自己行不行。”

　　这不是她第一次错过学习的机会了。教会一位老师曾经自费为她报班学钢琴，希望她学会弹琴后能成为唱诗班的伴奏，以此谋生；起初，杨丽娟也投入了十分的精力，渐渐又放弃了。她认为自己“年龄太大了”，“学不进东西了”。

　　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原因让她在这次机会面前退却。曾经有人邀请她去自己的传媒公司工作。在那里，她有过一段快乐的时光。公司聚集了一群搞文艺的年轻人，杨丽娟时常跟着他们一起唱歌跳舞。但她总感觉自己无法真正融入其中，“他们都受过教育，也很年轻，反正就觉得，我们还是隔着的”。

　　这个传媒公司在2013年倒闭，此前杨丽娟的工作是整理文件、打扫办公室，并无太多实际内容。期间，老板为她安排了2次电视媒体采访。播出的节目中，公司的广告牌出现在许多画面背景中。

　　杨丽娟说，她现在“不再对别人的帮助抱有期望了”。她只想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如果有真心想帮助我的人，上帝会带他们到我面前来。否则，我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