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尺度大 反腐题材剧掀起全民热浪
人民的名义尺度大,反腐题材剧《人民的名义》近日播出到了10集左右,其逐步揭开的精彩而深刻的剧情,让这部“极现实主义剧”以摧枯拉朽之势赢得了中国各阶层观众的喜爱,其收视、点击率排行全线占据各大排行榜首位,而关于这部剧的热评更是横扫各类媒体渠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部剧掀起了全民甚至举国热浪呢?
《人民的名义》是打着“10年后反腐剧重返荧屏”的重磅旗号登上湖南卫视的,本来观众以为这部剧形态和触及点处处“敏感”,会像多年前的同类剧那样“雷声大,雨点小”,或者“不痛不痒”,然而,让广大观众惊讶的是——本剧对于反腐现状大尺度、深层次的描绘,可谓是前无“古人”,创下中国电视史纪录。
周梅森作为原著作者兼编剧,《人民的名义》的收视成绩着实令他振奋——这部被外界评为“大尺度”的反腐大戏,平均收视率暂居年度电视剧排行榜第二,豆瓣评分接近9分。这在近几年的国产剧里实属罕见。与此同时,这部剧还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昨天湖南台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我们这个剧追剧的观众里面,年轻人占了60%。”周梅森兴奋地说。
此前,周梅森也写过很多反腐小说。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专职副主任范子文找到周梅森,让他写一部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和当下形势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在反复权衡后,周梅森接下了这部反腐大戏的创作工作。如今,电视剧的热播让周梅森充满信心,“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健康的力量最终总要战胜黑暗。”
1992年,周梅森作为作家到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挂职当副秘书长,这是周梅森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经历。此后周梅森写出了《人间正道》《中国制造》《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一系列小说。其中,由小说《我主沉浮》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也曾掀起过讨论热潮。
曾八年没有发表小说
在《人民的名义》之前近八年时间,周梅森没有再出版过类似的小说,但他并未停止写作。作为改革开放后社会变迁的目睹者和记录者,周梅森时常有一种责任感,觉得自己“有义务写出来”,他的抽屉里其实已经有了好几部未完成小说的底稿,最多的有二十多万字。
201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的片约,让周梅森有些犹豫,那些压在抽屉里的稿子和以往电视剧编剧过程中的几百次修改,像一块重重的石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在和最高检影视中心再三商谈后,周梅森的责任感终于占了上风,经过两年多的创作,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最终横空出世,电视剧的热播也让周梅森充满信心,他感到正义而健康的力量正在蓬勃生长,一定能战胜现实中的邪恶。
对话:看这部戏六成是年轻人,我很吃惊
广州日报:一些网友评论说陆毅演此剧格格不入,你看了此剧之后如何评论陆毅的演技?
周梅森:我觉得陆毅承担了这个角色赋予他的使命。这个角色很重要,请陆毅演,导演和我是商量过的,我同意了的,导演说服我的理由一是,陆毅是承前启后的演员;第二,陆毅是个乖孩子,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假设他绯闻缠身,我们可能会慎重一点。对侯亮平这个人物,我们可是慎之又慎。
陆毅很不错,拍摄现场很认真,所有的戏都没话说。我认为不是他没演好,而是因为他在和我们国内最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同台献艺。我们这个剧,里面有相当一批人都可以称为表演艺术家了,比如说侯勇、吴刚、张丰毅、凯丽,他们代表了当代中国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
沙瑞金最难演
广州日报:许多人都称赞侯勇将贪官赵德汉演得入木三分,你怎么看侯勇的表演?
周梅森:当时赵德汉这个角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范伟。范伟是我提出来的,但因为他有事临时来不了,后来侯勇来了,侯勇以前演过很多正面人物,正得不能再正了。范伟演过很多角色,大家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范伟没贪我们不信,侯勇一脸憨厚相,观众一看,也许侯亮平真搞错了。现在事实证明我们用对了,侯勇的表演那么好,这个效果达到了我们的预期。
广州日报:很多人在看过电视剧后对细节处理赞不绝口,比如官员之间的互称,酒桌上的段子等。这些细节在创作时你是如何把握的?
周梅森:没有这个金刚钻怎么敢揽这个瓷器活呢?导演李路也是在官场沉浸良久,我们俩对细节这块都有很好的把握,不可能有偏差,在现场,我和李路都要求,不管多大的演员,要老老实实地按剧本演,因为这是政治剧,我们有的台词确实是官话,但不讲是不行的。
其实要说难演,这部戏最难演的就是沙瑞金,这种尺度的把握在表演上是很见功力的,所以说张丰毅表演得非常棒,很像一个省委书记(笑)。有时候他的眼神既犀利又透着某种温和,一笑又很灿烂,显示了很阳光的一面。
李达康很让人痛心
广州日报:李达康这个角色很火,产生了很多表情包,号称微博流量担当。你如何看待李达康?
周梅森:这种人愿意干事,而且执政风格非常强悍,这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应该说这些干部为我们的改革开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大贡献,但是也不避讳,他们的毛病也非常明显。
最明显的一点是权力不受限制,不习惯被监督,不愿意被监督。他做事有效率,硬干乱干什么都敢干,有时候就会被人讨厌,所以落马的也很多,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我个人觉得,这类干部比懒政不做事的干部、贪污腐化的干部要好得多,也是最令人痛心的一部分干部。
我有义务写出来
广州日报:和十几年前相比,你现在写政治题材小说在尺度上有没有很大变化?
周梅森:我不想变也得变,我写《人间正道》《中国制造》时,不能想象一个小处长家里能有2亿现金,我不可以想象。这个戏不仅仅是个官场小说,不是这么简单,它实际上讲了一个大中国的故事,讲中国面临一个抉择,必须要把腐败遏制住。
广州日报:你为何喜欢写政治题材小说
周梅森:我不是官员,我就是个作家,我同时又是非常关心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作家。我觉得一个时代,总要有一部分作家做见证人,要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进行思索,进行巨量的思索,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作为一个作家我有义务把它写出来,有一点我是相信的,健康的力量最终总要战胜黑暗。
剧本过审走正常程序
广州日报:有人说电视剧比小说尺度更大,你如何看?
周梅森:没有,还是小说尺度大一些,小说里的一些人物结局和电视剧结局都不一样,电视剧和小说有很多都不一样的。
广州日报:这部电视剧是通过怎样的程序,最终和我们见面的?
周梅森:最高检在审查等各个方面完全都是走正常程序,通过审查和最高检、国家反贪总局没什么关系。我们是正常报检,广电总局也是正常履行审查程序。
我的个人观点是,只要达到了标准,准确、深刻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不是虚假的、片面的,那电视剧当然可以通过。这不能搞题材决定论,关键在于怎么拍。
我写作时没有提纲
广州日报:这部电视剧收视率如此高,你觉得最大原因是什么?
周梅森:很多电视剧为什么不好看,因为那都是桥段的拼凑,还有人把一些成功的作品桥段拿来东拼西凑,那就更不像话了,那是抄袭。
我的作品自始至终是有要求的,必须创造出鲜活的文学人物,要原创。我写作没有提纲,开始写作的时候,谁好谁坏我不知道,人物根据他们自己的性格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对他们身不由己,这就是创作。
我把这一点要求到剧组,要求导演,要求演员,必须创作。吴刚和张志坚当时找过我,问怎么去演李达康和高育良,我说你们自己琢磨去。我要和他们说了,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他们太优秀了,都是大表演艺术家。吴刚演得这么好,这就是创作。编剧在创作,导演在创作,演员也在创作。在团队里,创造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的。做不到这个层次,不可能在社会上有这么强烈的反响。
有创造力就有话语权
广州日报: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电视剧市场?
周梅森:昨天湖南台同志打电话告诉我,我们这个剧追剧的观众里面,年轻人占了60%,让我很吃惊。他说很多“95后”讲,从他们出生以来就没见过这样的剧。我们经常骂年轻人净看些什么烂戏、“小鲜肉”,错!烂剧更大的责任主要是投资方,投资方要少一点浮躁,多一点沉稳,少一点垃圾,多一点品质。
广州日报:一些编剧反映在影视剧生产中没有话语权?
周梅森:不能一概而论,我就有话语权,说句不客气的话,有的编剧一天到晚改来改去,都是垃圾,那当然没有地位了,真正有创造力的编剧,是很强势,很有话语权的。
电视剧好不好,编剧的责任可能要占60%以上。如果剧本是个烂东西,那这个戏就完蛋了,请再好的演员来,也就得个四十分。剧本对一部戏非常重要,如果将来的市场健康了,所有的编剧应该是像我和刘恒、刘和平这些编剧一样,拥有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