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 家人逼我做别人情妇(2)

　　我终于明白了二奶的含义

　　我还是要逃，一回到深圳我就收拾行李！高明递过来一张汇款单，收款人是我父亲，金额是三万。在家乡，三万块钱修一座二层小楼是没问题了。我狠狠勒紧行李上的绳子：“我会还给你的。”高明叹了口气，又说：“你三妹不想念书了，我答应让她到我们公司做前台，她明后天就到了。”我不得不停手。我恨恨地看着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做二奶，你明白吗？你用亲人捆住我，太卑鄙了。”他抱住我，说：“丽娜，这全都是因为我爱你啊。”这次我一点都不感动，一个喜欢撒谎的人，他的真心我猜不透。

　　为了更好地控制我，高明让三妹和我们住在一起。为了不在她面前露出破绽，我尽力对高明装出很亲热的样子。我非常不甘心，开始研究报纸上的招聘信息。在高明回家之前，我会尽快从人才市场赶回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但高明何等精明！他指着我鞋上的泥说：“今早九点多下过雨，那时你应该在家里。你去了哪里？”好精明的男人！我干脆地告诉他：“我去了人才市场，找工作！”

　　他没说什么，却控制了我的零用钱，不让我有多余的钱可支配。而我的积蓄，上次回家已经留给了上大学的二妹，我不得不仰仗着他生活。

　　高明大概对我父母讲了些什么，父母打电话过来劝我：“深圳那么乱，你不要想着出去工作，要把高明照顾好，不然他的心就野了。再说还有三妹，她年龄还小，你要尽到做大姐的责任......”眼泪在我眼眶里打转：你们的女儿正在做二奶！

　　也许父母怕我执意去找工作，2002年元月，他们干脆把弟弟也派了过来。我在客厅里给他搭了一张床。

　　弟弟是家里惟一的男孩，从小娇生惯养，好吃懒做，整天躺在床上没完没了地看电视，从不提找工作的事情。高明大概没想过这一点，弟弟呆的时间越久，他的脸色越难看，每天下班钻到房里不出来。他迁怒于我：“我养活你就够了，凭什么你们一家子都要我来养！”我说：“分手吧！”，高明瞪大了眼：“丽娜，你要搞清楚，现在是我在养着你。如果我明天让你滚蛋，你连租房子的钱都没有！看你一大家子人睡到哪里去。”我愣住了。那一刻，我明白了二奶的含义，我想哭，可是哭不出来。

　　亲爱的家人原来早就知道我是个二奶

　　第二天一大早，我把弟弟叫起来，让他自己出去找工作。叫了好几遍，弟弟无动于衷，我火了，对着弟弟说：“你再这样下去，我一辈子都被你毁了，害人精！”弟弟烦了，口不择言：“我害人精，你自己又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个二......”三妹捂住了他的嘴，把他拉进了自己的房间。一刹那间，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呆呆地看着陌生的弟弟和妹妹。

　　三妹神色怪异地关上房门，小声地责备着弟弟：“大姐也够不容易了，没有她，哪有咱家的今天！我上班不久就知道姐姐是二奶，但我从来都不说，只要他对咱家好，这有什么啊！你来之前，爸妈不是交代过吗？千万不要大姐面前揭她的痛处！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我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软趴趴地瘫倒在墙角。原来，我亲爱的家人早就知道我是二奶；原来，我亲爱的家人并不在意我在做什么，他们在意的是我该怎样紧紧地攀附上“摇钱树”！

　　足足有两天，我绝望地躺倒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弟弟讪讪地总想道歉，我装作没看见。二十多岁的人，难道要做一辈子的二奶吗？我挣扎着爬起来，即使月薪500元的工作，我也要去做。

　　高明见拦不住我，只好由我去。那几天我在深圳的大街小巷疯转，试图找到一份能让自己活下去的工作。正当我以为可以振动久未飞翔的翅膀时，一阵呕吐结束了我的梦想。我踉踉跄跄地走进一家诊所，发现自己怀孕了。

　　高明喜不自胜，抱住我恳求说，香港人讲究传宗接代，如果我能生个男孩，他就一定和妻子离婚，马上和我结婚。这个男人不再值得我爱，但我确实渴望一份真切的婚姻，一个真实的未来。再说，孩子在肚子里一天天长大，真的要打掉他，我也舍不得。

　　也许这是上天的嘲讽，让我这个最看不起二奶的人生就做二奶的命！

　　也许我连二奶也做不成了吧

　　2002年10月，我在一个私人诊所生下了儿子。二奶的孩子，生下来就是“黑孩子”。高明很喜欢，但却再也不提结婚之事，我又被他骗了。

　　2003年春节一过，我又开始出去找工作。这次我舍弃了面子，求熟人介绍进了一家超市上班。三年没有工作过，手脚变得迟钝起来，顾客的问题我一问三不知。在同事的白眼和嘲笑中，我笨拙地重温着生存最基本的技能。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我开始游刃有余了，自由的气息扑鼻而来。在这个关头，儿子却病了，一天到晚咳嗽个不停。到市儿童医院一检查，医生说他免疫力低下，继续咳下去，极有可能转成肺炎。我吓坏了，请了长假到医院陪孩子。在花了近万元医药费后，儿子的病好了，我的工作也泡了汤。我不得不再次屈从做二奶的命运。

　　2003年5月，由于香港经济不景气，高明公司的效益也变得差起来，总公司把他调回到香港总部，他的时间安排反了过来，每周呆在香港，周末才过来跟我相会。看得出来，他在乎的只是宝贝儿子，和我基本无话可说。

　　香港的消费水平很高，高明调回香港总部后，经济压力大了许多，每月最多只能给我打4000元过来。这4000元，要养孩子、付房租水电、保姆工资，还要给父母寄钱回家......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我已无路可走，只能硬撑着，如果高明这时放弃了我们母子，我们将陷入绝境中。

　　思前想后，我还是不想屈从命运。我报名去学电脑，初、中、高级三班连着报，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学会所有的东西。谁知就在初级班即将结业、我又看到一线希望的时候，母亲脑血管硬化，一定要我回去一趟。没办法，我只得放弃了学习。高明给了我8000块钱，我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在家不到一个月，我带的8000元钱，加上4000块的私房钱，都花了个精光。等到母亲病情稳定，囊中羞涩的我赶快逃也似的回到了深圳，回到做二奶的命运中。

　　我从未如此深切地感到钱的重要性。儿子的花费越来越大，光是奶粉一个月就要近千元；弟弟和妹妹丝毫不体谅我的难处，仿佛我是他们的免费银行，总是三百五百地要钱；家里的一切人情来往，父母也会在第一时间通知我寄钱回去。我不敢不给他们，一个二奶剩下的最后的一点自尊就是“钱”！

　　现在的我毫无独自生存的能力，每次路过万佳商场，看着那些忙碌的女孩子，我都忍不住悲从中来。一只被养在笼中的雀鸟，即使主人愿意放飞，它也扇不动翅膀，主人的施舍是它的一切。

　　2003年9月，高明香港的老婆失业了，他来深圳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再用含情脉脉的眼神看我，总是皱着眉头叹息：一个人要养两大家子，太难了。听懂了他话中的含义，我无声地哭了。被他剪掉羽毛的笼中鸟，万一被抛弃，该怎么活下去呢？也许，连二奶也做不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