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富豪的痛点：当她比他有钱

女性财富的光环背后，交织着二十世纪发生的众多社会变迁：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择偶自由和生育选择权，以及能支配和管理个人财产等。 由于职业的缘故，笔者身边有不少事业成功的女性，她们是《欢乐颂》里的商业精英安迪，是Facebook雪莉·桑德伯格《向前一步》中倡导的勇于接受挑战，并满怀热情追求人生目标的理想女性。然而，理想女性终究生活在现实生活中。

实现事业与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无一例外是所有现代女性的终极目标。但现实是骨感的，就像《奇葩说》刘楠自述的一次参加女老板沙龙的经历，这些叱咤风云的上市公司女老板，比的不是别的，而是“谁的公司上市了，居然还没被离婚！” 还有一部分女性，即俗称的“女富二代”，她们通过继承获得了数目可观的金融资本，但或多或少在个人问题、婚姻关系上陷入某种尴尬。

一位家族企业主的独生女曾告诉我们：“我从来没和我的未婚夫谈过自己的家产，因为我不希望它成为我们未来婚姻关系的障碍。” 另一位女继承人说：“我的父母希望自己和未婚夫签订婚前协议，但这样做必定会影响我们之间的爱情。”

其实，不光是女富豪，“财富女神们”有这样的困惑，在婚姻里，女性比男性更有赚钱能力的例子已经是普遍现象。根据美国劳动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98年，在大约40%的美国已婚家庭中，妻子的收入比丈夫的高。以下的相关数据充分显示，家庭财富在男女之间的重新分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这种家庭财产的重新分配，是全球发达地区在性别平等上释放出的一个乐观的信号。笔者也深以为然。它反映了男女在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根本改变，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女性社会革命。

为什么财富会在男女之间重新分配呢？ 为什么要先研究美国历史呢？

就像，秦朔老师首先以研究美国400年创业史开始去研究商业文明一样，美国在很多方面是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集大成者。

继承的规则

首先，女性对财务支配权的上升趋势是由于继承结构在法律和文化上的变化所致。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伊始，子女通过继承而获得金融资本，这种分配原则一直遵循着自圣经时代以来同样的规律：如果儿子获得两股，那么女儿则获得一股。

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似乎很不公平，它背后的理论和实践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在很多情况下法律规定——如果丈夫先于妻子过世，妻子有权利继承丈夫一半的财产；这样的话，资产就均衡了。因为任何一个拥有金融资产的家族都会认定，家族的女儿们会嫁人；在这种假设下，这种体制似乎有点道理。

但是，这个体制没有涉及且对女性严重不公平的是，女儿们在继承父母的份额时，通常先交由兄弟们掌管，婚后再交由丈夫保管。同时，一项人口研究告诉我们，直到二十世纪，男性的寿命通常超过女性，因为那时不少的女性会死于难产。考虑到当时的继承制度，以及男性较之女性寿命更长的实际情况，金融资本通常由男人掌握和控制。

令这种分配更不公允的是，在某些社会，依然沿袭长子继承权的原则，长子从父亲手中继承家族大部分财富，包括所有的土地和收入。直到今天，这种继承原则依然频繁地延续，比如在日本。长子继承权制度进一步导致金融财富更加地集中在男人的手中。

男、女教育背景的差别

在二十世纪的美国，另一个导致财富的拥有和控制集中由男性主导的原因，是男女所接受的不同的教育。在二十世纪，美国人上大学的比例很小，大多数甚至连高中都没毕业。但是，在拥有金融资产的家庭中，大多数的富豪家庭的儿子们不仅完成了高中学业，绝大部分还都获得学士或以上学位。

再反观这些家庭的女儿们，她们通常毕业于那些所谓的女子精修学院。在那儿，她们学习作为富有家庭的妻子、母亲应该具备的仪态和家政。很少有父亲鼓励自己的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因而，这些家族中接受大学教育的女儿们为数很少。几乎没有女生获得硕士或以上的学历。让女儿接受高等金融投资类学科在当时几乎难以想象。

考虑到当时女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被弱化的继承权和财产管理权等综合因素，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以女性地位相对较高的美国为例，女性在金融财富及其控制权方面拥有如此小的占比。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

让我们跟随女性从二十世纪至二十一世纪在金融资产方面取得的进步，来俯瞰财产继承的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场在美国历史上的分量很重的革命。革命（revolution），按照定义，指的是对于事物核心层面的激进的、彻底的改变，而演变（evolution）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的变化。

和她们的兄弟们一样，现在女儿们继承同等的份额，并接受高等教育；除了依靠自己的勤奋获取不菲的薪酬，她们还拥有并掌控自己所继承的金融资产。这种现象代表了金融资本拥有权和控制权的革命性的变化。

变化如此之大的社会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影响。在一个社会中，通常是那些最有钱且接受最好教育的人决定话语权。如果我们考虑人口统计学，并将这种新的关于财富分配的社会现实延续到下一个五十年，我们很可能将经历一个金融资产的分配向女性倾斜的本质变化，也许男、女在接受高等教育上会呈现接近或高于40/60的比例。

造成此现象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假设，在以美国及多数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精英体制下，接受良好教育是进入上层社会以及提高经济地位的基础。将假设和现实相结合，我们会发现：

我们可以预测，五十年以后，这些受过精英教育的女性，与她们的男性竞争者相比，在富有成效的有生之年将更有可能获得成功。在这个场景下，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包括：女性的平等继承权、自身能力、公认的掌管金融资本（包括自己赚取的和继承的）的能力、寿命更长等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实实在在存在于现代社会的，一段非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故事。

这场财富的重新分配，对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维带来哪些挑战？我们能否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剖析其深层次的内涵，为现代成功女性及家庭在寻求幸福之路时，提供实践指引。

Fiscal Unequals（家庭财务不平等）指的是在两性、婚姻关系中女性在金融资本的拥有、控制上享有比男性更高的话语权。

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Fiscal Unequals（家庭财务不平等）是对传统择偶观的巨大挑战。无论在东、西方社会，还是不同的社会阶层，通过婚姻提高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来说是一贯的标准，对于财富阶层的女性也不例外。但毫无悬念的是，“女富豪”们会发现自己的择偶范围大大缩小。

美国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教授John Marshall Townsend在一项研究人类性行为的调查中表示，女性，不管来自于哪个财富阶层，都呈现出共同的性心理特征，那就是， 最终希望与和自己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相等、或高于自己的人建立有安全感的、持久的婚姻关系。进化生物学家们认为，整个社会顺理成章地倾向于女性在婚姻上“高攀”，以便让她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健康条件、居住环境和其他资源。Townsend还发现，女性寻找强有力配偶的欲望并没有随着她自身的财富增长而缩小。

和女性不同的是，男性在择偶方面享有天然优势。首先，他们没有犹如女性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带来的生育方面的烦恼。第二，随着年龄的增长，一部分男性由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反而变得更为抢手。因此，这些“女富豪”们其实是在一个很小的、且日益收缩的池子里“争夺”未来的伴侣或配偶。这些有钱的女人，如果出于爱或其他原因，和低于自己社会经济地位的男性结为伴侣，在爱情保鲜期后，婚姻关系常常面临巨大考验。要不要签婚前协议？如何维持男性的尊严？如何处理姻亲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一直要关注的话题，源源不断的问题会在婚姻关系中涌现，成为无解之题。

其实，不光是女富豪会有烦恼，再过些年，中国也许也会跟美国一样，超过40%的家庭，女性赚钱能力比男性高，如何维持幸福婚姻，可能要先从观念革命开始，从现在开始大家都要有责任进行心理建设和各项准备了。